《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感觉梦见这个人能说会道，非常强势，而且说话有多逼人，理据清晰，条理清晰。说起来头头是道，让人无以反驳。
孟子与墨家的辩论！
看这篇文章：孟轲的历史观及其对于道家墨家的斗争（中间虽然混有一些法家，不过语言很流畅）正文如下：孟轲讲了一个他认为是历史演变的规律，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他认为历史老是一治一乱地循环着进行下去。他又认为，历史的一治一乱的原因，是“圣人”出现或不出现；有“圣人”出现则治，没有“圣人”就乱。这就是把历史说成是“大人物”的历史。 孟轲又认为，历史上“大人物”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有一定的规律。每隔五百年，“大人物”出现一次。因此历史的一治一乱，也是以五百年为一周期。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又是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丘，又是五百有余岁。(《尽心下》)照他说，孔丘虽是“圣人”，可是没有成为王，所以天下还是大乱。照他说，孔丘所以没有成为王，因为没有天子把他“荐之于天”(《万章上》)。 照孟轲所说的，中国历史从尧舜时代到战国，已经历了三个治乱的周期。他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作春秋则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上》)孔丘没有一个“圣王”把他荐之于“天”，没有掌握政权，所以只可作《春秋》了。但是孟轲认为，作《春秋》也非同小可。 他说：在《春秋》的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就是说，孔丘自己也知道他作《春秋》的行为，同他在《春秋》中的主张，是矛盾的。照他所说的，《春秋》对于当时的国君的行动，也都作了褒贬，而对于当时诸侯的褒贬，是天子的事情。孔丘没有天子之位，怎么也执行天子的职权？《春秋》的原则是“正名”，孔丘这样做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孔丘一向反对“僭越”，可是他作《春秋》就是最大的“僭越”。而孔丘竟然这样作了。这大概就因为他是“圣之时”吧。 孟轲认为，从孔丘到他自己，虽然仅只“百有余年”(《尽心下》)但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孟轲以为他自己的历史任务就是，在思想战线上，努力参加斗争。他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要学孔丘作《春秋》，具体的任务就是批判道家和墨家。 孟轲所说的“四端”和“四德”归结为“五伦”。孟轲认为，五伦之中，以“君”、“父”两伦为最重要，而当时的道家和墨家，正是对于这两“伦”有所破坏。孟轲反对他们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孟轲的斗争性是猛烈的。他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君、臣是相互依存的。没有臣就没有君。孟轲想：如果人人都“为我”，不肯作臣，当然也就没有君了，那怎么行？儒家反对道家，向来都用这个理由。照《论语》的记载，子路批评“隐者”荷蓧丈人，说他是“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微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兼爱怎么就是无父呢？《孟子》记载有孟轲和墨家的辩论，可以参考。 《孟子》中记载有墨者夷之同孟轲的辩论。夷之提出墨家的主张：“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滕文公上》)孟轲主张“爱有差等”，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孟轲认为人的爱本来就是有差等的。他问夷之说：“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滕文公上》)孟轲认为人爱他的兄的儿子自然比爱邻人的小孩为甚。人本来爱他自己的父母胜于他爱别人的父母，爱他自己的子女胜于爱别人的子女。如果“爱无差等”，那就要爱别人等于爱其亲，或爱其亲等于爱别人。这种办法，可以是将爱别人的爱加多，也可以是将爱其亲的爱减少。无论如何，一个人爱别人与爱其亲中间的差别是没有了。如此，则不足以见其父之为其父。所以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孟轲对于“施由亲始”没有辩论，大概他认为这并不解决问题。如果因为在原则上人本来应该先爱他的亲，这就是他视他的亲重于别人，这就不是“爱无差等”了。如果因为在事实上他的亲在他附近所以他应该先爱他，这个“应该”就是有条件的了。假如他的亲不在他的附近，他就可以不必“施由亲始”。如此说，虽然“施由亲始”，但还是“无父”。 孟轲主张“善推其所为”，(《梁惠王上》)这就是他所谓“一本”。他说：“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上》)从“老吾老”“推其所为”“以及人之老”；从“幼吾幼”“推其所为”“以及人之幼”；孟轲认为这是从“一本”推出。所谓从“一本”推出，其实就是以自己的宗族为本位。 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孟轲所反对的，首先应该是法家，可是，孟轲虽然在思想上处处都是与法家对立，却没有明确地点法家的人的名字。在表面上看起来，他所批评的对象，主要是道家和墨家，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轲引孔丘的话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尽心下》)孔丘和孟轲都认为，似是而非的东西，比显然非的东西更可恶。因为它容易同真正是的东西相混。莠是像庄稼苗的草，这种草比别的草更可恶。紫的颜色似乎是红而不是红，容易同红相混。“乡愿”是一种“老好人”，似乎是有“德”，其实是“德之贼”。(同上)孟轲认为，道家与墨家主张“为我”、“兼爱”有可以导致“无父”、“无君”的结果，这样就违反他认为的最主要的道德原则，助长当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乱”。所以认为它们是“似是而非”，那就应该“辟”(批判)，应该“距”(反对)。 至于法家的主张，孟轲认为是显然非的。没有什么可以辩论的。所以他只笼统地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法家主张富国强兵，用武力兼并，用合纵、连横的外交政策，以辅助军事上的行动，用“尽地力”开辟荒地，发展生产，以达到富国的目的等等。孟轲把法家的这些主张和行动，都说成是罪状，简直是“罪不容于死”。照孟轲看起来，对于这些人就只有判刑轻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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