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时期中外交往的典型事例
我们都知道在宋代的时候，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就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其中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使得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
与此同时宋朝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广州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
其中的“元丰市舶条”则标志着我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私人海上贸易则也是在政府鼓励下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
后来，为了防止钱币向外流，于是南宋政府在公元1219年的时候下令将钱币改为以丝绸、瓷器等物品来交换外国的舶来品。于是就这样，中国丝绸以及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而运输范围也是扩大了许多。
二、元朝中西文化交流
汉：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唐：鉴真东渡日本 玄奘西游天竺 明：郑和下西洋 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东西方经济发展
三、元朝中外交通的路线有哪些
元代
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
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 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四、元朝中外友好交往的史实
行省是元朝首先设立的。
五、元朝的中外交往
元朝时期，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声望威震亚、欧、非三洲。因此，中国与亚、欧、非诸国的交通往来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有了空前的发展，各国的使节、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
中国的近邻高丽（朝鲜）、日本以及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缅国（缅甸）、罗斛（泰国）、木剌由（马来半岛）等东南亚诸国，都与元朝有密切的联系。高丽与日本派来大批的留学生，许多高丽人长期定居于中国。
南亚的僧加剌（斯里兰卡）、尼波罗（尼泊尔）及印度半岛诸国与中国的交往也很频繁。至于中亚和西亚的波斯、阿拉伯各国，当时都在伊利汗国的统辖下，与元朝的往来更是畅通无阻，十分密切。
中国与欧洲和非洲的交往，也达到了前代所未曾有过的深入程度。除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作者马可·波罗外，罗马教皇和法国曾先后派使节来到中国，元朝也曾派人出使欧洲诸国；元朝的使臣还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等东非国家；著名的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也曾来中国长期旅行，并担任过元朝的官职，他写的旅行记中记载了许多亲眼所见的中国情况。
由于中外交通的频繁，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欧，同时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知识陆续传到中国，基督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在灭亡南宋之前，陆道贸易占元朝对外贸易的主流。元朝的丝绸之路，从敦煌分天山南北两路往西，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灭南宋之后，海道贸易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海运运载货物量更多、来往更便捷、可达到的地域更广。
宋代的海外贸易已十分繁盛，元代海外贸易比宋代还要发达。元朝政府灭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降元，元朝政府即任命他为福建左丞，处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温州、广州、杭州等地设立7个市舶司，后经过改组合并，到1297年，并为泉州、广州和庆元三个长期存在的市舶司。广州是我国最早兴起的海外贸易口岸，宋代时居诸港之首；宋元之际，由于屡经战火而元气大伤。
泉州在元代最为繁荣，取代广州成为第一大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也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为泉州全城遍植刺桐，所以“刺桐港”的名声誉满海外，其繁荣程度比宋代的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时，与其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不过五六十个，而元代则多至140余个。元代海上贸易的范围，东到高丽、日本，西达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海船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丝绸和瓷器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丁香、豆蔻、胡椒等药物，象牙、犀牛角、珍珠、钻石、沉香等宝物和香料。元代海外贸易的兴旺，是以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为依凭的；同时它又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元代频繁的中外交往和发达的海外贸易，大大加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一方面让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得以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人民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能够学习到外国文明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