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吹风
北京奥运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了灿烂的新篇。百年奥运追梦，两度申奥努力，七年不懈筹办，奥林匹克精神在13亿人中得到广泛普及和弘扬，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华大地结出丰硕果实。北京奥运会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时代风采，充分展示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迷人魅力，使人们领悟到中华民族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广纳万方的气概。一次伟大的盛会，必将留下丰富的遗产。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注入巨大的活力，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增添新的生机。
奥运启示录――理想的光芒闪亮
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门口看过这么多的比赛，从来没有感受到北京有这样多的蓝天。刚刚闭幕的北京奥运会，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它留给我们精彩，留给我们回味，留给我们记忆，留给我们思考，留给我们启迪，也让我们看到为了理想而拼搏的可贵。
体育见证历史，不仅见证我们国家的发展，也见证世界的变化。
此次北京奥运会中美女排大战，因教头分别是陈忠和和郎平而引人瞩目。24年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郎平率领中国姑娘以3：0的成绩干脆利落地赢了美国女排，女排的拼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女排的成功，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铭刻在历史的年轮里。而昔日的郎平，如今成为美国女排征战中国女排的教练。绝大多数人以平常心接受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这无疑证明我国排球力量的强大，因为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担纲女排教练的只有意大利人和我们中国人。郎平的成功不独属于她个人，而是中国强大的一个有力的符号。
同时，不独郎平走出国门，在我们篮球、击剑、游泳、曲棍球许多项目里，都请来外国教练。在国际化的大趋势和背景下，体育已经成为了连接我们彼此的桥梁和相互融合的海洋，奥运会成为我们共同的节日。和平，进步，友谊，正是奥运会的宗旨；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唱出的正是所有人的心情和追求，而这也正是奥林匹克的梦想。
每一枚金牌后面都有动人的故事。每一个没有夺得奖牌的运动员也都有动人的故事。
33岁的中国运动员张宁，夺得羽毛球女子单打金牌； 38岁的罗马尼亚运动员托梅斯库・迪塔在女子马拉松比赛中夺金； 41岁的美国运动员托雷斯连获三枚游泳银牌； 43岁的瑞典运动员佩尔森曾经和中国几代乒乓球国手对阵，今朝又出现在争夺铜牌的赛场……和那些年轻得轻舞飞扬的运动员相比，他们的脸上已经明显出令人心痛的沧桑，岁月无情地在生命上刻下痕迹。这样的年龄，他们完全可以选择退役，但他们选择的是挑战自己。
并不是什么人都敢于挑战自己，也敢于挑战面对自己强悍的客观世界的。范蠡乘舟，退隐江湖，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自然是一种人生的也是体育的态度；廉颇不老，执着疆场，花好月圆之后，激流勇进，同样也是一种人生和体育的态度，而且是更为值得尊敬的境界。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功臣；后者，我们则要赞美为英雄。因为长闲有酒，一溪风月共清明，固然是一种不错的诱惑；老去情怀，犹作天涯万里梦，却是他们更执意的追求。因为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向自己挑战，向极限挑战，在向更高更快更强进军，而这正是奥林匹克的精神。
奥运会的赛场上，总会出现惊奇，那些陌生而年轻的名字总会让我们眼前一亮。
中国突然冒出个24岁的仲满，连闯五关，英气逼人，剑锋裁云，勇夺男子佩剑金牌，成为力挽中国剑坛于危难之际的英雄。牙买加突然冒出一个22岁的旷世奇才博尔特，闪电一样奔向终点，人们还没有回过味来，他已经拍打着自己的胸膛，回眸一笑，惊鸿一瞥，把100米和200米的世界纪录甩在身后了。
这样新鲜犹如晨露一样年轻的名字，在水立方创造奇迹的刘子歌和焦刘阳勇夺女子200蝶泳的金牌银牌，并都打破了世界纪录，跳水小将陈若琳、跆拳道小将吴静钰、体操小将肖恩・约翰逊……多少个灿若星花的年轻名字，让我们看到奇迹的诞生，能够使草根开花、竖子成名，而让我们慨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体育所给予我们在现实中所没有或少有的慰藉和憧憬，就是不看资历不看年龄不看主席台上的位置，也不看同老年斑一样累累的荣誉奖章，而只看青春的实力。奥运会赛场上就是这样演绎着进化论，给予我们情感的激发，给予青春才华竞争的一个最为公正公平公开的舞台。这不仅仅是奥林匹克的精神内容之一，而且还对我们在体育之外有更为丰富的启迪：那就是谁赢得青春，谁就赢得胜利；敢于启用年轻的面孔，就等于叩响了未来之门。
无数的英雄让我们看到了理想的光芒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为追求理想而奋斗的精神的可贵性。
中国体操小伙子们终于夺回了在雅典奥运会失去了那块含金量最重团体金牌，中国女曲的姑娘们终于在艰苦奋斗9年之后夺得了来之不易的银牌，美国的神奇的飞鱼菲尔普斯终于夺得八金创造了奥运史上的奇迹，意大利的男子汉施瓦策为了死去的父亲终于夺得了50公里竞走的金牌……无数个这样的英雄，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等一个轮回四年，精卫衔木一般，一点点衔来，才将这四年长路上长满的荆棘变为胜利的花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理想的光芒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为追求理想而奋斗的精神的可贵性。
奥林匹克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想，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指出：“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的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而这样一种美好而伟大的理想彼岸，是需要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是需要通过公平竞争、平等机会、和平友谊、团结协作，才能够抵达的。奥运会给予我们这样一次机会，让我们不仅仅拥有了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能力、为现代奥林匹克做贡献的机会，也让我们的北京有了一个和世界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入径和平台。
刘翔退赛，无疑是此次奥运会的一大新闻。值得庆幸和宽慰的是，我们对于刘翔的理解，表达我们对金牌的理解，更为达观和宽容。
我们观看比赛的心情与心态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以往金牌上承载着爱国激情、民族精神，曾经让我们振奋，却也使其超重。想当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拿到铜牌的跳高运动员朱建华，仅仅因为没有拿到金牌，他家里的窗玻璃就被砸，并被投掷垃圾。如今，从借助体育泄自己心中之私愤到尽情享受体育让体育回归本位，不正体现了我们的金牌文化有了改观，以及我们的胸怀开放和包容，我们对体育认知的提升吗？不正体现我们国家和国民的进步、成熟和发展？不正体现我们所追求的奥林匹克精神吗？
奥运会的日子，北京变得文化味道越发的浓郁。
来自全国琳琅满目的各种文艺演出，争奇斗艳。看中国古老的剧种，才吻合古奥林匹克之风，因为当年在古代奥运会上，体育的比赛和戏剧的演出是同时进行的，看跑步者和掷铁饼者，是和看埃斯库罗斯等人的戏剧交错进行的。看“中国记忆”展览，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国宝级的展品，和古奥林匹克运动的悠悠历史相匹配。应该感谢奥运会，只有它才有这样的力量，不仅让我们在自己家门口看奥运会上那么多大腕云集的精彩比赛，也让我们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不出北京就能见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瑰宝。
从本质而言，奥运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的盛会，更是一种文化的结晶和彰显；超越在金牌之上的，是文化的交流、碰撞与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融汇，是民间底层更真实深刻的体味、感悟与交融，找到彼此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依此加强相互之间对于了解和理解的渴望，搭设起交流的平台和桥梁，使得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种族、肤色，信仰的人们，在奥运会期间成为真正融合的大家庭。这样的超越与交融，使得赛场内外彼此相通，让体育和文化相互促进，成为我们的一种理想飞翔的一对翅膀。也许，这才是体育的力量，是奥运会的力量吧？
奥运会创造了这样一个文化氛围、精神境界和交流语境，让世界通过奥运会认识我们，理解我们；也让我们通过奥运会认知体育，融入世界大家庭，理解他人，补充和整合我们自己，以我们的姿态和胸怀以及努力，接近这一全世界共同的理想。
在经济利益至上，鄙薄崇高淡薄理想的现实生活里，奥运会让我们仰望圣火燃烧时刻，看到了世界的广阔，看到世界不同民族神奇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看到全世界人民对这一理想的奋斗，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理想的美好，和重塑我们民族理想精神的重要。
杜丽120小时书写奥运史上最为神奇逆转
8月9日，北京奥运会第一个比赛日，杜丽在争夺女子10米气步枪首金的比赛中失利，8月14日，120小时后，杜丽又回来了，她在女子50米步枪决赛中夺冠，站到了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
她知道，如果没有5天前的那一次重创，也没有这一刻痛快淋漓的成功。“当被摧毁的信心一旦重新修复，那么这个人将会比以前更强大！”结束比赛后的杜丽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这句名言，在福田寺北京射击馆僻静的一角，她的眼神充满坚定，她的语气无限感慨。
8月9日晚上快到子夜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的杜丽才决定躺下。这一晚，她不知道醒了多少回，一闭眼睛就是全场热情观众的大喊声“杜丽加油”，一想到观众失望的表情，她不由地哭起来。她说：“当时我甚至完全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这些天，该怎么过……”
8月10日从断断续续的睡眠中醒来，杜丽的眼睛红肿得成了一道缝。这天，杜丽决定暂时搬出奥运村，重新回到国家队的公寓里住。教练表示同意后，她回到了自己的浪漫小屋，杜丽的心情平静了很多。“在丢金的当天，我甚至连后面的比赛都不想打了，满肚子都是遗憾和委屈，回到公寓后，我反复地想，怎样才能走出阴影？怎样才能化悲痛为力量？”
那几天，杜丽努力地让自己摆脱心理上的阴影。上届雅典奥运会，她是一个人看着《马大帅》度过赛前闲暇的。但这几天，在训练之余，她拒绝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心里实在压抑就找好友聊聊天，或者和队友打打牌。不谈比赛，不谈金牌… …
可她的心情还是像北京8月的天气时好时坏。13日下午在50米靶场训练时，杜丽竟然有一枪打了个脱靶。这是不是又一个不祥之兆？逆境中的人胡思乱想着：“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啊！”弹壳摔在了地上。
8月13日下午回到公寓后，杜丽收到了两份礼物，都是她的“粉丝”寄来的。
一份是福娃明信片，盖着射击场的邮戳，上面一笔一画地写着：“杜丽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杜丽最棒！”另一份是一个叫李紫懿的小姑娘亲手做的卡片，黄色的信封封口处贴着一张微缩版的杜丽照片，而卡片左侧贴着打印出来的杜丽举枪的照片，后侧是一行歪歪扭扭却十分认真的字迹：“杜丽姐姐好样的！为你而骄傲！加油！”上面和下面还画着一颗大大的红心和一道小彩虹。
“其实没多少字，但是当时看完后，我真是太受感动了，我感觉他们真的好可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浑身又有力量了，我告诉自己：为了所有关爱我的人，我也要潇洒地拼一回！”
在50米步枪决赛前的那个晚上，杜丽终于完成了自我超越。离比赛开始不到16个小时，她躺在床上，内心豁然开朗：“有什么放不下的啊！想想那些可爱的朋友，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我应该感觉到幸福，我不能就这样放弃。明天，拼了，全部精力放到赛场上，让大家看到一个真正的杜丽……”
那一晚，杜丽8点多就酣然入梦，几天的痛苦和郁闷，在一觉醒来后，随风而去。“14日起床，浑身难得的轻松，头脑也非常清醒，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要求自己打好每一枪，就是要打出气势，无论输赢都要明明白白！”
一位重树自信的斗士，会令自己更强大，会让对手感到颤栗。8月14日，奥运会射击赛场上迎来了一位伟大的选手，她超越了自己，征服了观众，征服了对手……在比赛结束那一时，杜丽脸上的笑靥如桃花般绽开，那也是在120小时后，杜丽第一次开心的笑。不过，给观众印象更深的还是她的眼泪，在几分钟后的颁奖仪式上，站在领奖台上的她又一次流泪了，而且泪如泉涌……-
社会话题
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香港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快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可是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吧？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公权力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种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极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说，商家与官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更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 想来也够荒谬的，发生在国土上的事居然要它国元首知会之后，中央政府才恍然觉察，采取行动。这甚至是一个比民主与否更严重的体制问题，因为它彰显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缺陷 )。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山西溃坝事件告别抽样问责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经初步调查，这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鉴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同志、副省长张建民同志对上述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接受孟学农同志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新华社9月14日)
虽然在历次重大责任事故中，引咎辞职及免职的情况我们并不鲜见，但就此次而言，无论是问责官员的级别，还是问责的时效性，我们都清晰地看到了突破以往的态度和决心。有理由相信，山西溃坝事故的问责模式，将成为今后处理类似事件的典范，具有标志性意义。
我们可以以生命的名义，以财产的名义，对这起重大责任事故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人员进行问责，但归根到底，还是以责任的名义。有权即有责，权责对等，是行政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在此次灾难中，损失如此巨大，伤亡如此悲重，相关人等无可推脱，领导更是首当其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责任的名义，让问责从此名副其实。类似的灾难，发生过无数起，几乎可以写就一本血书。但翻翻历史记录，真正落实到位，责任到人的问责又有几多?于是，真正可行的问责体系难以建立，更难以对官员形成制度威慑。因此，问责，尤其是问高官之责，首先就要杜绝那种不痛不痒的形式主义的问责，避免那种此地问责到彼地上任，甚至越问责位置坐得越稳的扭曲生态。
以责任的名义问责，还应该是对所有负有责任的人的问责，而不是对某一个人，某几个人的蜻蜓点水式的抽样问责。按照行政管理体系，对于安全生产工作来说，负有责任的是从上到下的一批人，发生这样的事故，决不是个人的管理不力，疏忽大意和玩忽职守，而是一个官员体系的集体渎职。灾难当然不会每天都发生，事故也不是每一起都能震醒官员，在温水煮青蛙的管理心态下，一些官员的官僚意识逐渐浓厚，而职责意识逐渐平淡、麻木，甚至完全抛在脑后。以至于灾难一发生，不仅不能有效地组织救援和事后应急，反而是隐瞒、欺骗，以图蒙混过关，天下大吉。对于那些长期呆在相关工作岗位上，有监管之职能，却没有履行监管之职责的一些庸碌官员、无所事事的官员，理应给一声棒喝。
以山西溃坝事件为鉴，让“问责”从此名副其实，就是要形成一种严谨、务实、科学、有责必究、权责对等的责任体系，对所有官员都具有同等的制度效力。这一问责体系广度和深度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当然还有待完善，但最核心的问题目前已经解决，那就是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是可以消极的、放任的，没有哪一个官是好当的、不用负责任的。
中国学新加坡，什么还没有学到？
去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风波，使中国政府和企业陷入难堪的境地。当时，笔者就此发表专栏文章《缺乏管控的中国初级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现状与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很相似，宏观上看似有序，微观上却是混乱不堪。“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的权钱交易，早已从个别现象变成群体习惯；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
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差不多就快要变成民族的性格”，这句话确实显得过于尖锐和刺耳，所以我也理解一些中国朋友曾经表示的不悦。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政企界一位身居高位者后来在私下里对我说，他在商界的好些朋友都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虽然尖锐了些，但却是一针见血，现在的中国社会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都是孩子，为何境遇不同？
这几天，三鹿奶粉事件一直在发酵，不仅使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而且也使外部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重大弊端。假若现有的各级执政者和管理体制依然无法减少和防止此类事情发生，那么，久而久之，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弄虚作假，就真的要变成全社会的习惯，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在三鹿事件曝光之初，人们还以为这只是一家企业、一种产品的问题。但随着奶粉检测工作在全国展开，当局已经查出几十家公司的数十种奶粉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三聚氰胺，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也叫人难以置信。
由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在原奶中掺入有毒化学原料，绝对不是几个不法奶农的个人行为，而很有可能是整个奶粉行业生产程序的一部分。因此，若只是抓几个无足轻重的奶农当替死鬼，那不仅不能服众，而且还会让世人看到，在中国，不只是那些企业和商人在疯狂地欺世敛财，而且就连政府、司法机构和整个体制都在弄虚作假。
三鹿事件曝光次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朋友说，从电视上看到甘肃两名婴儿死于毒奶粉的新闻，她在刹那间便想到了自己幼小的孩子，情不自禁地紧紧搂着他，为他能在新加坡安全和健康地成长，感到由衷的庆幸和欣慰。她这样问道：“同样是可爱的小宝宝，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
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这个问题看似多么简单，但实际上却直透问题的核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论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度，中国可谓天下无敌；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生存环境、社会风气、政府信誉、企业责任、公民修养等等，同样以无可匹敌的速度向低劣的方向滑行。
可以说，中国在以超高GDP宣告自己崛起的同时，却以超低的道德要求宣告了自己的沉沦。而相比之下，新加坡一直在两者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彼此相辅相成。因此，要问“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答案在比较中就显而易见。
官员所思并非人民所盼
笔者在新加坡生活十三年，直接和间接地观察过大批中国官员、学者、记者和商人前来考察和取经的过程，也接待过很多来来往往的私人朋友。大多数人都是慕名而来，对所见所闻都会发出一番感慨，甚至流露出真诚的羡慕之情。
但是，身份不同的人，观察新加坡的角度却很不相同。凡是家有幼儿的父亲或母亲，都会自然地从孩子的角度观察新加坡，羡慕这里安全的社会秩序和相对端正的社会风气，甚至还会即兴地产生移民新加坡的念头。不只是中国的这些父母，就连伦敦的华人朋友来新加坡出差期间，竟然也脱口而出地对我说：“太好了，我终于为两个儿子发现了将来落脚的好地方！”
但官员们明显不同。容笔者直言，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人员，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新闻媒体，基本上都带着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而来。他们最关心的领域，大致上只是经济、外资、城建。当然，了解一下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也经常是考察的范围，但大多都是浅尝辄止。至于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至于社会风气，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环境，他们能否安全、健康而又体面地生活，似乎都不是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这种情形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等，都是容易看得见、容易照搬和模仿的领域；二是因为当前中国从上到下的核心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即便社会乱成一片，官商关系乌烟瘴气，群众抗争此起彼伏，道德操守目不忍睹，但只要把经济指标搞上去，那个政府就是好政府，那个官员就是好官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各级政府的所思所想，与人民的所愿所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问题就出在这里。心中不思考下一代，不把子孙后代的前途放在政策和行为的首位，任何政府官员、任何企业管理者、任何社会成员，就难有长远的目标和踏实的行为，政策会变得缺乏人性，手段会变得不顾后果。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类似三鹿奶粉这样的丑闻何止限于一时、一地。假若一个地方的官员只是把眼睛盯在财政和利润之上，他们就必然是目中无“人”。
无价的“诚实”品牌
以强烈的功利心态研究新加坡，得到的启发很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诠释和理解；抱着“速成班”学员般的短视浅见，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照搬新加坡经验，也许碰巧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不能长久地维持。原因并不高深，只是在于很多人没有真正地潜心研究，错把“器物”当成精髓。
新加坡经验的精髓是什么？作为一个在新中两地都有长期生活经验的观察者，我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责任说出两个十分简单的字，叫做“诚实”。或许有人对此持有异议，甚至还能举出若干相反的事例予以驳斥，但任何相反的事例都不足以推导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几十年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维持繁荣，就是因为它的社会诚信、政府诚信、法律诚信、企业诚信和公民诚信，都受到了内外资本、内外企业和内外消费者的信赖。假若不讲诚实，不讲信用，只是关心所谓的诀窍和手段，那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新加坡经验。
“诚实”何价？在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的短视者看来，诚实的品格不只是一文不值，反而是损己利人、自伤其体的累赘。当三鹿集团在牛奶里掺入“增产化肥”而成为政府青睐的缴税大户之时，若其他奶粉公司还是苦撑着那一点诚实和良知，它们在政府和市场眼中的地位便可想而知。既然诚实不值钱，反而还要吃亏，那就都来弄虚作假。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政府一直视而不见的最大毒瘤。这些年，其毒性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次，已经不足为奇。
不诚实的官员、不诚实的企业和不诚实的个人，三者携手合作，结果首先毁掉自己，然后也会使整个民族作假成性，毫无尊严。现在，中国的奶粉业已经陷入空前危机，消费者已经转向海外产品，这是本土企业不诚实、无信用的必然报应。假若其他企业和其他地方政府还不清醒，它们迟早也会陷入同样的危机。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关借鉴新加坡经验的那段文字，对很多人来说早已是耳熟能详。在发生三鹿事件的今天，重温这段文字似乎很有必要。邓小平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十六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与邓小平所期望的目标依然相差太远，与他所推崇的新加坡样板依然不能相提并论。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这显然是一大缺憾。笔者真诚希望，新加坡应珍惜和保持自己的诚实品牌，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中国各级执政者记住邓小平的话，经常揽镜自照。
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