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将于下星期四(5月27日)应邀到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发表专题演讲《文学与我们的生活》。 王蒙宝刀未老,近一两年新作频频问世,去年推出《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创下了22万册销售业绩,今年1月又有长篇《青狐》面市,上两个月王蒙太太方蕤又刚出版了《我的先生王蒙》,这两本书推出后都在中国引起一阵轰动,至今仍在热卖中。 对于一位年近古稀的作家而言,王蒙所掀起的这一波“王蒙效应”也算是不寻常的了。借着这一波王蒙热,以及王蒙的即将远道而来,本报记者特地通过电邮与王蒙作了访问。“没有她,我早死掉了” 王蒙太太方蕤上两个月出版的《我的先生王蒙》,从50余年的过往旧事着手,诙谐幽默的文字回顾了两人数十年来同甘共苦的生活细节,纪录了王蒙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点滴趣事,为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认识王蒙的角度。 在方蕤笔下,王蒙既是个冷静、理智、生硬的“教条主义”者,也是个傻乎乎的“生活低能儿”。 方蕤说:“对于我来说,王蒙永远是一个需要照顾和宽容得一塌糊涂的呆子。连他过马路的姿式我都觉得拙笨万分,几乎是瞪着眼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走去……”方蕤又说:“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齐,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而且不知问题发生在哪里。每每他在临出家门时,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别在鞋里的裤角,我若是少说一句话,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 对于王蒙的“教条主义”,方蕤有许多生动有趣的例子:“天气预报如果说没雨,那么出门时,即使天正在下雨,他也不会打雨伞;室内的温度计明明放在散热器附近,表内的指示度数肯定偏高,即使室内再凉,他也不觉得。一次冬天在外地住旅馆,他调了一阵空调后,立即说温度升高了,我说感觉反而凉了,最初他不相信,经过检查,原来换进来的是冷风。” �“一般妻子都觉得丈夫生活低能” 访问王蒙时,不得不问他:如何看待太太方蕤对他的“评价”? 王蒙四两拨千斤的说:“《我的先生王蒙》这本书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但如何写这个书是她的事情,她有权写她心目中的王某人。一般的妻子都觉得丈夫(生活上)低能,正像一般的男子都觉得妻子需要保护。这不足为奇。” 在王蒙眼里,太太方蕤又是一位怎样的太太?王蒙言简意赅的对太太的贴心与能干做了如此概括:“没有她,我早死掉了。” 说到出版此书的动机,王蒙太太方蕤说:“往事有值得回忆和珍惜的地方。又受到一些老友的怂恿。”面对摄影机,仍是一样的笑容。王蒙谈《青狐》与真正写性作品相比 我其实没写什么 从事写作50年的王蒙,前后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长篇力作《青狐》却第一次以女性卢倩姑作为小说主人翁。 卢倩姑结过两次婚,其中一个丈夫急病猝死,另一个遇车祸身亡。卢倩姑向往爱情,努力追求而不得。一次偶然的灵感,她将自己的不幸写成小说,小说发表后,卢倩姑一夜成名,由于她的笔名“青姑”被一位权威评论家杨巨艇叫成了“青狐”,她将错就错,索性叫了“青狐”。 此后,青狐爱上了杨巨艇,而杨巨艇对青狐的感情完全没有感觉。青狐发奋写作,成了文坛红人,但个人生活仍旧是一塌糊涂。“青狐”没有固定原型 由于王蒙笔下的“青狐”不但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女作家,许多读者因而感兴趣,“青狐”是否有王蒙熟悉的文坛中的人物原型? 王蒙说得干脆:“小说并没有固定的原型,却有人生的经验与阅读的经验托撑着它。男性对女性的了解与兴趣不一定逊于女性,也许男性解释女性有自己的角度和特色。我从来都是男女都写的,青狐本人的性格与历史角色,个人命运,更能激起我的,我想也是读者的关切吧。” 《青狐》里头一些和性有关的叙述和描写,被中国读者认为是王蒙创作中具有“突破”性的一部,出版时颇引起一阵哗然。那么,对王蒙本人而言,《青狐》是不是一个创作上的突破? 但王蒙不以为然的说:“与真正写性的作品相比,我其实是没有写什么,只是写人与历史同样也避不开性,春秋战国的故事里,不也有西施之类的女性角色吗?可惜,过去没有把她们当作重要人物描写,这是由于不把女性当人的关系。那些说法或者是将计就计,或者是以讹传讹,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青狐》的内容仍然是历史与人,政治与人,文学与人,假相与真相……” 《青狐》及去年出版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对王蒙来说否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王蒙坦承对《青狐》“寄以希望”,他说:“新作更容易使自己敝帚自珍,而且,我指望的是新作中有新意,有进步,尽自己的力量。”王蒙谈政治与文学主业是文学少时想做职业革命家 王蒙为中国文化界高级官员,一度官拜文化部长,目前仍然是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不论中外,王蒙都是少见的,曾经当过文化部长的作家,文学与政治,两者间哪一个对王蒙更为重要?或更有成就感?“官职”对王蒙的创作有没有起着什么影响? 王蒙说:“我的主业是文学,但是我的经历的特点在于,我从十岁就与地下党建立了固定的联系,从14岁就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少年时代一直向往于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来不及做其他种文人 王蒙也幽默的说:“我从幼小就积极入世,并从社会生活中得到许多灵感。我也很喜欢遗老遗少型、书斋芝兰型、酒仙情种型或者飘然自得型……的文人,但是我已经来不及做那种文人了。” 由于“身份”的关系,王蒙的社会活动当然也不少,这些活动是否会影响创作?或是对创作反而有所帮助?王蒙说:“有影响的时候,也有帮助的时候。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种说法有时候有点让清高的人觉得讨厌,但又是事实。” 虽然年近七十岁,但王蒙的写作激情与年轻一辈相较不遑多让,问王蒙如何保持创作热情至今? 王蒙说来云淡风轻:“可能是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浮沉荣辱,冷暖炎凉,我又曾经沉默了那么久。而现在赶上了能写的好时候,并侥幸尚有体力和脑力写作的关系吧。感谢一切了。” 王蒙在1956年因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划为右派,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6年,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王蒙所指“曾经沉默了那么久”是指反右派斗争以后他那段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搁笔。得诺贝尔奖可能性小 王蒙曾经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自己会有机会获奖吗? 谈到这个问题时,王蒙“分析”得条理分明:“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院士委员会中只有一位院士懂中文,他属意的先是北岛,后是高行健,现在可能是年轻的山西作家李锐。另,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特别推崇莫言。”《联合早报》